我今年八十岁，赶上新冠肺炎传染病全国蔓延，防疫紧急。我退休在家，生活安逸。看到疫情紧急，举国奋战，我作为一名老党员，不能等闲视之，报名当志愿者。我带上了党员志愿者红袖标，我感到责任重大，光荣。和门卫、三河市委派来的增援干部一起，把住仅有23户人家的大门，拒毒于门外。

      我的一生，小学戴红领巾，戴三道杠，中学带团徽，大学戴校徽。文革我带上毛主席像章和红卫兵红袖标。68年分配到610厂，工人忙于文革，不生产，工厂又急于抢修锅炉管道。我是臭老九，造反司令部派我领5名走资派，日夜抢修管道。一天，被打成反动技术权威的技术处长董静溪正和我干活，专政队来人就把董静溪揪着头发拖到专政队，把董静溪打得嗷嗷叫，惨不忍听。我便跑过去，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下坏了，两个打手对我大喊：“现行反革命！”，立即把我扭住，推到厂门口跪着，脖子上挂上现行反革命牌子。军管会老张看到我跪在门口，转身到专政队问：“他犯什么罪？”，“他喊反革命口号”，“什么口号？”，“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怎么是反革命口号！快放人，还指望他领人干活呢。”这是我在文革时带上的“现行反革命”牌子。改革开放，我带上辽宁《五一劳动奖章》，八十岁的我，又带上《党员志愿者》红袖标。我对支援我们的三河市机关工委书记讲述我带过的牌子和袖标的历史，他哈哈大笑。我又对他说：“我八十岁了，蜡头不高了，看到你们在职党员都带上党员徽章，很羡慕，不知退休党员有没有。”，“有，有，明天我给你带来。”。机关工委书记真地给我带来党员徽章。我戴在胸前，很自豪。我对工委书记说：“谢谢您，了却我的心愿，这可能是我一生中带的最后一枚徽章了。我满足了。”

      我带着党员志愿者红袖标，我带着党员徽章，在抗疫斗争中，和全国人民一道，坚持，坚持，再坚持，直到全胜。